忆南开的日子 作者李建群
难忘母校情
往事如烟，从久远的记忆深处逐渐回忆起南开往事，犹如痛饮了一杯尘封的老酒，微醺，怅然，兴奋，满足，同时又是那样泪眼朦朦，充满了复杂的情愫。仔细梳理，那些记忆象串在一起的项链，不时闪烁着令人动容的光泽，新开湖中的涟漪，入夜后主楼的星星灯火，还有那些地震留下的临建，构成了一幅既抽象迷离，又具象摇曳的三D画面，那时的我们，虽然看上去拙朴无华，但却坚定，执着，有种类似于理想的东西促动我们不知疲倦地往来穿梭于教室，食堂，宿舍的路上，苦读，渴求，思考，探索。当然，在普遍严肃而理性的氛围中，同学间也常有若隐若现的妙闻轶事，它点缀着我们的生活，更显现了生活的情趣与本真。夜来时南开生活的场景常入驻我心，梦里寻他千百度，梦醒时，那人消失在灯火阑珊处，在我的心灵深处，南开是一片圣地，那里有我们青春时代的记忆，那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足迹。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艰难曲折，文革时期则如梦如泣。在革命与斗争为主线的年代里，革命，斗争，造反，批判，歌颂，崇拜，打倒成为主题词，运动如海浪一般，一浪接着一浪，对于尚且稚嫩的我们来说，那是懵懂的尚未建立独立自我意识的年代，整个六十年代共和国充满了苦难与彷徨，我的中学时期的正常学习常常为政治运动与政治学习所中断，致使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一九七一年，文革浪潮已近强驽之末，在老邓的主持下，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治理整顿成为当时社会的基本诉求，我所在学校开始恢复高中试验班限量招生，我有幸选入高中读书，那时精选的教师铆足了劲准备在我们身上实现他们失去的理想，校园夜晚灯火不熄，虽囫囵呑枣，经过大补，数学已学完微积分，经三年苦读，基本准备就绪。一九七三年仲夏之际，准备迎接传说中即将到来的大学考试，岂料政治风云突变，以“教育路线回潮”为名的大棒打在邓小平头上，全中国掀起了新的批判浪潮，也断送了我们当年的大学梦。受学校安排，在中学留任语文老师一学期，很快遇到了针对老师的各类举报和大批判浪潮，无奈便于一九七三年底，打点行装下乡接受再教育。
下乡时期并无多少浪漫理想，只是好好劳动，服从安排而已。干过包括给母猪接生、在荒漠戈壁挖泄洪渠，试验田小麦育种等种种农活，客观上倒是锻炼了筋骨和意志，亲近了自然，知道了衣食住行的生产过程和源头，理解了生活之不易，更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意义。由于早年学过提琴，下乡期间被抽调去部队，农村，边防慰问演出，可以借机打个牙祭，倒也苦中有乐。记得那时常在黄昏寂寞之时，立于农场的麦田之中，在琴声中忘却现实，任思绪随音而去，飘向远方，有几份惆怅，几分忧伤，几份宁静。当时比较幸运的是，有机会常读不知何人订阅的《遗传学》杂志与《考古学》以打发光阴，《参考消息》更是天天有。从遗传学中我得知了孟德尔定律，遗传与变异，从考古学我了解到中国的考古挖掘的许多案例与理论成果，虽然许多东西不是很明白，但这些知识却浸润于心，同时在那里也受到党校下乡支教老师的影响，粗阅过马恩选集的部分文章，同时有幸在外贸大院获得一些当时造反派抄家堆积在一处小院里的中西古典、现代名著。杂乱无章，似懂非懂的阅读却也聊以弥补精神空虚。那个时代没有方向，个人发展目标模糊不清，虽然劳动也还安心，但常有对大学的想往，偶尔有对社会的思考，但多被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所影响。由于那几本杂志的影响，曾经萌生了学育种学的念头，也曾经独自辗转去了西北农林大学，找了西农著名小麦育种学家赵洪璋先生请教，虽受其鼓励，但其后的选择无果而终。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报着机会主义的态度，在懵懂中也曾报了北大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最终，三个专业取其中，被南开大学哲学录取，从此，选择了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的、更加高屋建瓴，博大精深的哲学，其时，我心飞翔，想往南开，想往天津，想往哲学。
经过数天行程，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过天山山脉，乘火车经北京至天津，坐公交到八里台，面对南大的校门激动至于恍惚，哦，我的南开，我生命与青春的新驿站，我将在这个神圣的殿堂开始我的寻梦之旅。此后几年乃至未来，从知识的补充与完善，德行与修为的历练，到人生境界与理性力量的提升，都将在这里完成。
我们班是一个大班，八十余同学，长幼之间相差几乎一代。四十年后凝视当时合影，虽然当时的我们大多经过风雨，但仍然稚嫩与青涩，装束没有时尚与华丽，却显出拙朴与率真，时代的印记深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那时我们都住在主楼对面，紧邻新开湖的七号楼，统一上课，统一活动，统一学习，其乐融融。只是在学习上你追我赶，暗中使劲。我们小组同学有：邢元敏 李志刚，王怀超、汪新建，赵凯，白红光，吴为民，史萍、何娟，田力，巴发中和我。老邢、孟伟是我的烟友，在那个需要烟票的年代，有一根恒大抽，那种满足感难以言表，元敏来自内蒙草原。我也在农村务农近五年，孟伟也有农村的三年之痒，我们有相同经历和共同谈资，老邢谈吐含蓄而深刻，听他神侃，常使人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音诗画面，他有篇论文谈论佛学，佛性慈悲，普渡众生，冥冥中似预示着什么。我和老邢曾受文槐班长之邀，去他老家农村小院小住数日，体验了回归自然的惬意和中国北方人的纯朴与热情，同学之情好温暖好温馨，那是一段开心的日子。
开学了，我们上的课都极富特色，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温先生的第一次逻辑学课，那时他应该有八十多岁了，个子不高，坐在前台课桌后仅可以看到慈祥，睿智，聪慧的脸庞，他的开场白与众不同，第一句就是：“概念要明确”，重复了至少三遍，其后对逻辑学进行了气势恢宏的体系和内容的阐释，温先生是中国近代逻辑学界前辈，他关于逻辑学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当时并未深刻理解，后来却越觉深邃，逻辑涉及思维之规律，应是人类一切学问形成，表述，传播，相互理解之基础，春秋时期，变法岁月，革命年代，无不是传统制度礼崩乐坏，此时必然名实不符，名实错乱，传统社会理性解构，人们丧失了对话的共同逻辑前提，基于统一的社会共识亦不复存在。因此，学术对话与商谈不讲逻辑，就是鸡同鸭讲，理性精神自然无法存在。新逻辑的建立往往是新秩序建构的开端，也是新的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得以交流，理解，对话的前提，走向世界，就要理解不同的文化及其得以建构的逻辑。温先生的逻辑启蒙使我们终生受益。
除温先生外，陈宴清，封毓昌，车明洲，方克立，冒从虎，童坦等先生的授课给我们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与学科基础，在我从教的多年生涯中，诸位恩师的教诲时常萦绕于脑中，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致思方向，同时时时让我产生创新的思想火花。陈老师那带有浓厚湖南腔的哲学原理课，给我了哲学思维的方法启迪，加深了我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车老师、冒老师对西方哲学的精到阐释，使我们知道了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童坦老师那幽默，风趣，充满激情的美学概论课，使我们沉浸在审美的世界中流连忘返，漫步在探寻美的本质，规律的精神小路上，也深深吸引了我们一群艺术青年，老焦，老梁，老穆，老庄，孟伟等，我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气宇轩昂，满怀豪情，也常有争鸣和争吵。在方克立老师的中国哲学课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修，齐，治，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还有关学大师张载的为天地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追梦，这些讲授使我深受感染，受益终生。南开哲学课程中表现出来的扎实学风，严格的训练，对经典的敬畏，家国情怀的教育，深深影响了我们基本价值观的培育与形成。我还修过中文王达津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课程，受益非浅，所获良多，深深感到南开学者，学术的博大精深是由于南开有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一大批卓越的学者，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
除开课程以外，校园文化的多样化也使我们受益，夜深人静之时，我有时趴在床上彻夜写那些寄出去就再没有回音的小说。我们门对面小组的武斌那时就刻苦的了得，经常端坐在掛有蚊帐的床前沉思和写作，见面常常行色匆匆，气场非凡，小傅也常邀我们去欣赏他的书法作品，虽然不懂，但却常常附庸风雅。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真的好年青！
其时，改革开放不久，物质生活比较贫乏，物质供给极其有限，再加奖助学金不到二十元，经济上都比较拮据，常常为在南开大门外的小面馆吃一碗一角钱炸酱面而津津乐道、回味无穷，若能来一碗面汤那更是堪比美味佳肴，味蕾十分满足，其味觉审美体验至今难忘。即便这样，我们并未抱怨物质生活的匮乏，吃完炸酱面后我们又背起书包，捧起书本流连于精神世界，傲游在知识海洋之中，也许那时的人傻，不象现在的许多人那样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没有止境，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相信：丰富的物质财富需要创造，而学习，充实，提升自己是在为今后做准备，最奇妙的是在撰写论文并产生灵感时会忘记一切，包括饥饿。看来，精神有时还是可以遮蔽或暂时克制物质欲望的。
南开是知识的殿堂，是大师云集的地方，当年西南联大南开、北大，清华的师生冒着抗日的烽火为延续知识的香火而不辞鞍马劳顿之辛苦，为南开的复兴奠定人才基础，我们上学时的老校长杨石先先生就是老一辈的中科院院士，据说南开当时仅仅化学学科就有七位院士，可见南开教授实力之雄厚。四年南开的学习，可以说，掌握了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潜移默化的受到学校深厚文化的熏陶和润泽。老师们的知识传播与教诲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我们却有着基本的为人，处世，求真的信念，如同学校的校训一样，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成为我们每个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讲公，是以天下为公，以民族、国家根本利益为公，有德有能，不断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这种南开精神常常使我们与当今时代的精致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难以相容，南开时代给我们以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准则，给我们以激情和理想，使我们珍惜友谊和热爱真理。
那个时代是一个学风严谨，刻苦求学为本的时代，如同老焦忆南开文中所记述的那样，发生过睡了半截又自感羞愧而去图书馆的趣事，那不仅是真实的，也是常态，常年占据图书馆的夜猫子更是大有人在。因为我们懂得知识的宝贵，几十万人中得到的机会来之不易，时间的宝贵，生命的宝贵，浪费时间是浪费生命，对于我们这样来自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且耽误十年学业的学子来说，夺回失去的学习时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一个一心向学的时代，那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由于潜心于自己的数学世界的思考，走路竟然也能撞上大树，这是那个时代追求知识的写照，它对我们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那时的学风可有一例，我们那时睡的上下铺，红光在我上铺，其时流行一种说法，据说日本首相学英语时是背一页撕一页，全撕完整本字典也背下来了，不知真假，传说而已，但有证据表明红光效法并实践了这一学法，极其刻苦，虽然他在我上铺，但却常常两头不见人，据说他的牛津字典基本撕完，而后多次相见没敢当面求证，但佳话一桩倒是货真价实的。
我们在南开的时光正好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在转型，思想在解放，理论讨论中也显现出新思想与传统的碰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成为时代的声音，其时围绕着人道主义的思想交锋也是令人难忘的，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使我们有勇气面对过去和未来。在思想解放的旗帜引领下，哲学冲在了时代的潮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时代口号，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我曾参加过那些悼念为追求真理而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的纪念活动，为他们的命运洒下泪水，也曾用了很长时间蛰伏在图书馆查阅书籍试图找到困绕我的有关历史问题的答案。那个时候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我们的思想仍然封闭与禁锢，我们不了解外国，不了解外部世界，更不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只能从经典作家的书籍、著作和老电影中来揣测，思想的封闭与想象力是成反比的，越封闭越没有想象力。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来自国外的影视《追捕》《加里森敢死队》《砂器》，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受到的冲击和震撼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封闭的时间太长，贫穷和无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至今回想起来，那种封闭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而打破封闭认识世界的渴望与探寻崭新世界的欲望是那么强烈。面对影视呈现给我们的全新感受，我们不由惊叹：电影可以是这样的，可以有爱情，有真性情，男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坚强，责任，敢爱敢恨；战争也可以如此地艺术，女性也可以写出它的温婉，柔美，知性，还有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目眩神迷的特技镜头。从那时起，以往在我们头脑中所构造的封闭世界图景开始逐渐淡出，而新的世界的轮廓却在心中升腾而起，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我们从书上或经典影视中得到的那个样子吗？开放了，真好，我和一芝，孟伟，老梁，可能还有玩世不恭的老穆去看过中国参选当年西贝枊斯音乐比赛的选手的汇报表演，记得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是那次获大奖的。我们也曾去过天津的天主教教堂，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宗教活动刚刚解禁，恢复了它的合法性，作为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文化的教义与仪式带给我们的是西方宗教文明的真实感受，使我们理解了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宗教的论述，宽容地对待宗教文化也是中国开放的一部分，显示了我们的自信与包容。我们十分庆幸，在中国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的最初几年是在南开渡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是久违的盛大节日的第一束焰火，那是值得记住的新的历史的开端。
在南开的日子里，也曾有过放松与闲暇，旅游的概念是现代观念，利用假期我曾与孟伟，一芝穷游了青岛，烟台，大连，目睹过崂山的落日霞辉，也体验了泰坦尼克似的烟台至大连的低档客轮三等舱中的起伏颠簸。难忘崂山华严寺的苍凉与静穆，也有幸欣赏了胶洲湾海边渔村的火树银花，那个美景是难以忘怀的。也曾记得南开食堂，在下课之后，那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菜肴-红烧茄子，永远也吃不够，晚了就没得吃了。我们曾经也奢侈过，去天津劝业场狗不理饭店品尝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记得有怀超，志刚，新建，小白，同宿舍同学临时组建的。这里有天津腔，天津味，天津特色尽在其中。在天津的几年里，有几次，我乘车前往海河，夜幕降临，漫步徜徉在海河两岸，遥看远处租界，金钢桥，颇多感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事件与画面浮现在眼前。天津这座著名的城市，饱经苍桑，津派文化体现着这一滨海城市的历史底蕴：开放，包容，坚毅，内敛，守本。它涵养了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时也不乏开放与包容。南开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创办的大学，其民族文化之根性便与津门文化一脉相承。
回顾几年来在南开的学习生活，它不仅给了我们知识，也让我们学到了宽厚，仁爱，尊重，开放，责任。这些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世界现代意识，凝练于南开源远流长的大学精神之中，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些精神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并随着南开学子走向世界而遍布于全球。此次再回母校，看到了巨大的变化，见证了南开的新校区新风貌，真是可喜可贺。可以想见，南开未来将再铸伟业，再谱新章，再创辉煌。
自南开毕业已经四十年了，毕业后，我依然坚守本心，以哲学教学为职业，在位于古城西安的西安交通大学效力了近四十年，从教至今。虽然平凡，但也自觉可以无悔而坦然地与自己面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哲学由一个教研组、发展出哲学教研室、乃至哲学系，经发展壮大在20世纪初获得哲学二级博士点招生资格，后获批哲学一级学科，本科，博士后流动站，构建了完备的哲学学科平台，自己也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硕士，使哲学在一个工科学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虽无法与子义，国成，孟伟的国内翘楚哲学学科相比，其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自觉问心无愧，尽力了就好。南开精神深深烙印于南开人的心灵，我们南开人在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整体发展与进步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中坚的作用。这里记载着南开七七级校友群体的名字：焦垣生，边燕杰，李建群 陈学凱，冯晓光。南开的精神和传统早已化作涓涓细流，成为了我们南开学子的文化基因，影响着我们人生道路的选择，价值坐标的确立。在我们南开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能吃苦，干实事，有担当，求真理，不张扬的特质，如今，南开七七级学子分布于海内外，不同领域，各领风骚，各有千秋，各得其所，成为共和国的脊梁。从宏大叙事来说，我们没有辜负改革开放的时代和恩师的教诲，平实些说，没有愧对家乡父老，也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当然，成功不一定要用轰轰烈烈的伟业来定义，只要生活充实，尽到了对家庭应尽的责任，恪守公民的义务与权力，心中没有留下对他人的遗憾，就没有白在世上走一遭。不论何种意义上的成功，都与南开的培养与恩师的心血密不可分，我们要铭记南开培养我们的似海深情，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母体，给了我们南开的文化基因，它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逝者如斯，那些浮泛之物已然随风而去，那些可量化的业绩也成为历史。南开四年时间在人生中只是很短的一瞬，但它对我们的影响却是一生。四十年后我们返校相见，虽已过耳顺之年，但回忆当年都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往事历历在目。我们虽然步入老年，但不能服老，仍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南开校训有日新月异之谓，它即是要我们超越心理年龄，创新生活，日新，日日新，使我们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如苍松翠柏，恒久弥新。祝福母校平安吉祥，精神不落，古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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