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回眸》系列节目

综述

　　希西公主、佐罗、叶塞尼亚、杜丘、简·爱……还记得这些曾让我们魂牵梦萦，热血沸腾、甚至唏嘘不已的人物吗？回想起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译制片，也许它们的情节和画面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了，可那些脍炙人口、精彩绝伦的对白却依然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那个我们还不知明星为何物的年代，有一群人的名字被我们所牢牢记住，甚至超越了他们所代言的那些超级巨星。当他们用声音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引领我们去感受那陌生遥远的异域文化的时候，无可否认，他们是真正的明星。

　　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于3月21日到25日，连续推出5集系列节目《熟悉的陌生人》，期待多年以后能够再次引领您循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去追寻译制片的过往。

从黑土地出发——译制片的诞生（《译制片回眸》系列之一）

到豆芽小屋欣赏本段落

　　1949年，一部反映前苏联近卫军战士马索特洛夫英勇事迹的影片《普通一兵》在中国上映，人们走进电影院，第一次惊喜地看见外国人说起了中国话……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片中东北味十足的配音虽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但却与片中苏联红军战士的工农身份非常符合，让观众感到亲切。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而片中几位配音演员后来成为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奠基人。

　　1948年7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决定开始翻译片创作，第一部译制片确定为前苏联的电影《普通一兵》。青年演员袁乃晨被任命为译制片的导演，因为人手不够，袁乃晨四处寻找适合的配音演员。

　　当时长影厂旁边都是荒野，袁乃晨去散步，偶然间听见大喇叭里喊：“某某某，赶紧到大队来领种子，来牵你们家的驴啊！”他一听这个声音真是不错，浑厚响亮，就问老乡，这个声音是谁啊？他们说这个声音是我们村长。袁乃晨径自去找了村长，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们搞配音去吧！”这个名叫马静图的村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根本不知道配音是干什么。然而命运的安排，使这个原本对电影一窍不通的农民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支电影译制队伍的一分子。

　　然而等他们走进配音间的时候，才发现让银幕上的外国人说好中国话并非那么容易。刚开始，他们照着翻译的稿子念，念着念着，发现台词与画面根本对不上，他们就认为是翻译给翻译错了，就把翻译叫过来批评一顿。翻译又对照着原片看了一遍确实没有错，后来大家才弄明白是因为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作怪，当外语被翻译成中文后，句子的长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袁乃晨回忆说：“我们又想了一个绝招，拿一个秒表来掐时间，先看苏联人说多长时间，13秒，好我们也说13秒，结果配了一遍，大家看了觉得莫名其妙，说这个人一会说话像赶火车一样，紧张的不行，像机关枪一样，一会就像刚睡醒了一样，就是为了跟这个合拍。”从语速的合拍到台词的通俗明白，初学乍练，袁乃晨和他的配音演员们费了不少周折。

　　历时8个月，1949年5月，影片《普通一兵》译制完成。影片引起了不小的的轰动，在各地的工厂学校陆续上映。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还记得老电影《列宁在十月》，而它的译制过程也成就了第一位为列宁配音的中国演员白景晟。当时的苏联专家听到了他的配音都大为赞赏。而对片中精彩段落的模仿在当时作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已成为那个激情岁月里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红遍中国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经牵动无数中国观众的心。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和哀婉动听的歌声，曾经令无数观众泪湿衣襟。观众们在泪眼朦胧中记住了银幕上的花妮，却很少有人知道花妮那饱含真情的声音来自向隽殊。

　　向隽殊为了配好《卖花姑娘》中花妮的声音，在练习时不知哭了多少遍，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感情之中。有天晚上在家里，孩子被她的哭声惊醒了，慌恐地抱住妈妈问发生了什么事，她流着眼泪对孩子说：“妈妈在练戏呢！”这部影片的译制过程才花了７天时间。

　　在那个时期，每年平均有30多部译制片在长春电影厂的录音棚里录制，当年被《普通一兵》的导演袁乃晨领到话筒前的向隽殊，已经成为我国优秀配音演员，长春电影厂创造了中国观众记忆中的第一个辉煌年代。

　　从译制片《普通一兵》的诞生到1965年，十七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而这些影片许多都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配音的。

　　就在《普通一兵》译制的那一年冬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派出了翻译片组来到东北学习译制经验，队长就是后来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陈叙一。这一时期，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的被人注意，译制片开始有了南腔北调的差别。

上海的声音——译制片的繁华（《译制片回眸》系列之二）

到豆芽小屋欣赏本段落

　　1957年，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成的放映间，加上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改装的录音棚，诞生了中国日后最负盛名的译制片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配音演员赵慎之和曹雷至今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在万航渡路的时候条件是很差很差的，下起雨来雨水淹到大腿根”，“我们的录音棚用湖南话讲叫漏音棚，放映间叫奶奶庙，因为里面挂满了《白毛女》里奶奶庙的那种破窗帘。”

　　苏秀和邱岳峰、姚念贻等人是上海最早一批从事译制片工作的配音演员。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行们一样，他们在事业上的起步也并不轻松。

　　赵慎之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情况：“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磁带，录音时说错一两句没关系，马上擦掉了还可以重来。那个时候用的都是胶片，只能够用两次，并且一段一段的台词又都比较长”，所以那时配音演员们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李梓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说：“四、五个人站在话筒前，大家都想，问题千万别出在我身上，或者是台词口型早了一点，或者是晚了一拍，或者是喉咙里给卡住了，说不出台词，那真叫负担重重。我们站在话筒面前有一个架子，握着那个架子手上都会有汗，很紧张的。”

　　那时候的上海译制片厂，有很多演员都是从话剧舞台转行过来的，没有配音经验，更谈不上外文基础。上海的译制片事业能有后来的繁荣，没有陈叙一这位开路者是不可想象的。尚华、苏秀和邱岳峰等人是上海最早一批从事译制片工作的配音演员。对他们的老厂长，尚华首先回忆道：“我们那个陈厂长因为他懂电影，因为他父亲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家学渊源，英文很棒。从小他就学英文，从小他家里就跟外国人打交道，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所以他英文很好。他自己还懂法文，德文也稍微懂一点，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基本上我们的陈厂长懂好几国语言，但是最精通的就是英文。”

　　1918年出生的陈叙一是浙江定海人，家庭的特殊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能用英语会话。担任上海译制片厂领导以后，陈叙一定下了基本的规矩：“翻译要准确，配音要传神。”

　　苏秀还记得：“老厂长就要求我们去学外文，说也不要求你们精通，也不要求你们能做翻译，但是你们特别是做导演的人，你能够懂一些外文，你就可以跟翻译有些沟通语言吧。”

　　尚华也加入了学外文的队伍：“有时走在路上我还在背台词呢，我走路的时候嘀咕嘀咕，骑脚踏车，人家碰见我，过去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嘴里嘟囔什么”

　　作为上影译制片厂的灵魂人物，导演陈叙一更是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曹雷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他翻译时，就在桌子上敲，那是在找节奏。听他的女儿说，他吃饭时，手在桌子上动，手就不拿筷子了，这时他已经到剧本里去了。他去世的时候在弥留状态时，手还在动。”

　　据说，陈叙一生前不喜欢照相，在所有可能抛头露面的场合，他总是把配音演员推在前面。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影片最后的职员表，就不难发现几乎当时所有上译厂的优秀译制片，都是陈叙一担纲译制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陆续有一批加有特殊标记的外国影片下发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40年代的文艺片，这些影片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译配这些影片和观看这些影片一样，在当时都是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

　　老演员曹雷还记得：“那时，不告诉我们片名的，资就是资料片，几号几号，比如说071，你配的就是这个片子，什么片子，片名都不知道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在那儿，让你保证你所看到的任何内容，不许在厂外跟任何人说。所以甚至于那个时候，我爱人在北京，他刚好到上海探亲，我在配一部片子，他问我，你配的什么片子，我说我不能跟你说。”

　　后来人们看到的《魂断蓝桥》、《出水芙蓉》就是出自那个年代。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挤公车、打月票，开小组会，读报纸，可一旦走近话筒，他们马上又进入到《简·爱》的空间，进入到《战争与和平》的空间，进入到《悲惨世界》的空间里去。他们在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最值得收藏的声音。

繁星满天——邱岳峰（《译制片回眸》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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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译制片天空里群星闪耀，虽然这些配音演员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但他们却用再标准不过的中国语描绘了整个西方世界，讲述了无数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那些或轻柔娇媚、或阳刚洒脱的声音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经典记忆，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至今难以忘怀，他就是邱岳峰。

　　1950年，刚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的邱岳峰，曾经为自己瓮声瓮气，锐利又带点沙哑的嗓音而苦恼过。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声音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1957年，邱岳峰遇到了他配音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角色《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正是这个小偷让邱岳峰的声音和名字第一次被真正认可。

　　曹雷对当时邱岳峰的表现记忆犹新：“我当时感觉他的语音节奏之好，就那种活，而且跟人的体态神态，他都能够结合起来，我就印象特别深。”

　　1953年，邱岳峰全家七口人搬进了上海南昌路一条弄堂里。一个8平米的房间，住着邱岳峰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位老母亲。就是在这那样的环境里，邱岳峰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在银幕上，他成为反面角色的代言人，邪恶声音的代表。他让人们听到了《佐罗》中的威尔特上校的阴险残暴狡诈、《凡尔杜先生》中杀人犯凡尔杜先生的虚伪狡诈谄媚、《警察与小偷》里小偷的卑微可怜和无奈……在他的声音里，人们常常能在邪恶中听到诱惑，在细微的变化里听到人物内心扭曲挣扎的声音。邱岳峰冷漠、沉郁、厌倦的声音，包括他那些傲慢、谄媚的语调让观众们如痴如醉，回味无穷，这就是声音的魅力。

　　这魅力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迹，为“唐老鸭”配音而成名的李扬就是这样配音道路的：“因为当时人家说，你这嗓子有点像上海译制厂的邱岳峰，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邱岳峰是谁，但是呢，人家一说哪电影里的谁谁，你特别像他说话，特像你，我就注意了留意了。”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作为反面角色的代言人，邱岳峰也经历着个人的沉浮，他被迫离开了话筒。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回忆当年：“文革我父亲被打倒以后，就被分配在木工车间做木匠，他也喜欢，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刨、锯，我们家后来有写字台了，沙发包括椅子，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1972年，邱岳峰又回到了话筒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影片《简·爱》里的英国绅士罗切斯特。这时的邱岳峰，声音中已经有了更多的沧桑和平静。

　　同在上译厂的老演员赵慎之这样评价道：“邱岳峰他的声音不好听，可是他配任何一个角色你们都很佩服的，让我们大家都很佩服的，就认为他配小偷这个小偷就应该出这个声音，他配绅士就是绅士，要我觉得就是，译制片的演员也有气质问题，去配角色的气质。”

　　在充满了孤傲的声音里，一声叹息、一个间歇都散发着浓浓的绅士味道。《简·爱》成了邱岳峰配音生涯的巅峰之作，有多少人在影院、录音机里一遍遍的咂摸着那些经典的声音。

　　为简·爱配音的李梓回忆道：“虽然他很简短的台词，我觉得都能把你给吸引到演员的感情当中去，比如说我印象《简·爱》当中，邱岳峰回来找《简·爱》在楼梯口就喊简·爱，喊了5声，当时给我感觉就像勾魂似的感觉，他完全就把你给调到戏里面了，你下面接戏的时候就完全投入进去。”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怀疑，罗切斯特声音和形象是不同的人创造的，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是完美的一体。

　　今天，人们在越来越快的节奏里追赶生活，在追赶情节，却无心去倾听声音，去品味声音中的情感。邱岳峰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永远有着一双精灵的翅膀，因为这声音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表达了生命的永恒。

繁星满天——上译厂的演员们（《译制片回眸》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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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电影走进了中国的电影院，这是一部曾让很多人开怀大笑的影片，戏剧性的场面层出不穷。中国观众第一次发现，原来战争片不仅仅意味着紧张和惊险，也可以有漫画式的幽默，令人捧腹的对白，这部影片就是《虎口脱险》。

　　在八十年代中期，仅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就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部电影，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到来了。很多电影对白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电影都有一种，在广播电台播出的版本，叫做电影录音剪辑，那个就是纯粹靠声音来接触电影。所以你说有名的那些片段，你像配音演员，当时为什么那么有名，童自荣、乔榛、李梓、刘广宁……这些人为什么那么有名，就是因为大家有个听电影的文化，通过声音来想象这个人物。”

　　而各有特色的配音演员们，也在这时借助电影的经典对白、电台的传播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冷酷的心》里善良美丽的莫尼卡让人们记住了刘广宁。老演员尚华回忆说：“刘广宁主要是条件好。那个音色太好了，大家闺秀的那种，很有教养的，很高贵的，很华丽的那种声音。现在我们厂里头，她退休之后，再也找不出来。”

　　影片《佐罗》又让无数人迷上了童自荣。老演员曹雷认为：“童自荣他是属于那种用功型的，他所有的台词，他就是接到一个本子以后，他就反反复复在家准备，他会把所有的词，背得滚瓜烂熟，完了进棚以后，他从来都是丢开剧本的，你从来不要担心他会没有词儿。”

　　赵慎之多变的声音让我们为《望乡》里饱尝苦难的阿歧婆洒下同情的泪水；而李梓经典的演绎让我们对充满野性的吉普赛姑娘叶塞尼亚，还有外表平凡内心坚定的家庭教师简·爱久久难忘……

　　当然，还有一个经典的声音是不能被忘怀的，它来自已故的电影艺术家毕克。尚华认为：“毕克善于旁白，影片的旁白，那是没话说。我们所有的男的配音演员都不行，我可以这样说。尤其是我，你看我很少旁白，毕克在《悲惨世界》里头，那个旁白配的，那是经典。”而更多人对毕克的记忆来源于《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幽默而睿智的大侦探波洛和《追捕》中冷峻刚毅的杜丘警长。

　　尚华回忆说：“我们配音一般都是要把台词背出来的，把剧本都甩掉。毕克不是这样，他是边拿着剧本边配音。他阅读能力很强，不是这样的话，你无法边看剧本边配音。他就把这个剧本摆在面前，看画面、看剧本，特快。一瞬间，整个一句到脑袋里去了，您一点都没感觉到他在看剧本在读台词。《尼罗河上的惨案》，他配波洛那个大侦探，后头总结那个案件一大段，一页一页的。要背下来很难，可他看着剧本配出来，一点痕迹都没有。”

　　为杜丘配音还让毕克和高仓健这两位异国演员接下了深深的友情。高仓健第一次访问中国，就要求见到把他的银幕形象完美介绍给中国观众的毕克，两人还一起合影留念。曹雷回忆道：“他们俩好像是有缘分，长得也像，年龄也相仿。高仓健很认可毕克的配音。后来高仓健有一部片子叫《铁道员》，参加我们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曾经把这个片子拿来，打上中文字幕。可制片方对那个中文字幕的翻译不满意，后来他们就想配好音以后，再出口到中国来。结果高仓健就希望毕克来配，可是那时候毕克已经在医院里了，毕克非常想配，后来他身体好了一点，回家了以后他拿了本子，拿了片子，拿了带子，自己拿个录音机，配一段录下来听听，后来他就跟我讲，不行，我气接不上，我配不下来。没多久，他又进了医院，就再没有出来，就去世了。在毕克去世以后，高仓健还特地发来唁电，还给寄来了一包香，让毕克的家属代替他敬在毕克的像前。”

　　有人说，如果高仓健能够开口说中文的话，那么一定只能是毕克那样的声音。其实，又何止是毕克，在很多人心目中，那些幕后的声音早已和银幕上的形象一起，成为记忆中最完美的组合。

热辣辣的爱情——外面的世界（《译制片回眸》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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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第五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画面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部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电影，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再正常不过的爱情作品，而在当时那个年代，从大众媒体到译制片工作者对这类题材都有很大的顾虑。

　　上译厂老演员曹雷回忆：“因为外国片子有的穿着暴露得很厉害，他们表达爱情，有的时候很激烈。当时很有意思，我们厂里边在文革当中，就有规定，没有结过婚的，不许参加这样片子的配音。后来有一部片子大概是找乔榛，就说不行啊，他没结过婚，他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特可笑。” 可在社会空气还不那么开放的年代里，年轻人却从这些外国影片中，获取了跟爱情有关的经验和养分。

　　老配音演员白景晟的儿子回忆：“因为年轻人都是正在青春期，不管社会怎么封闭，但是内心都是在寻找爱情，所以这些影片就使他们受到共鸣，受到感染，受到震撼。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就是《生死恋》，像我们当时都看了十几遍，一遍又一遍地看……。”时至今日，白羽还能脱口而出日本电影《生死恋》的开场白：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她正在打球，打得很好。她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净打对方的空档。说起来，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她改变了我……

　　于是，来自异国对爱情的不同表达通过银幕激动着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青年们。

　　《叶塞尼亚》让他们在泼辣中体会到爱情的真挚。

　　《简·爱》让他们感受到人格在爱情中的份量。

　　《魂断蓝桥》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一见钟情。

　　《追捕》让他们在惊险中领略到爱情的浪漫与刺激……

　　那些曾伴随着一代人成长的译制片，不仅用火辣辣的爱情感染着我们，也在言谈举止、生活细节上左右着时尚的潮流，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

　　从小酷爱电影的崔永元对译制片也是一往情深：“比如我们看到系那样的围裙，就是镶花边的那种围裙，这都是从电影里看到的；看到喝咖啡，这都是早期从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看到的，我那时候就琢磨，我们喝水他们喝咖啡，这咖啡是什么呢，伙伴说可能就是咱们的茶吧，那为什么叫咖啡呢，就一直弄不明白这事……”而外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也对年少的崔永元产生了影响：“我们早期看的，无论是苏联电影，还是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是越南电影里边，它都有一股男人气，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那时我们中国电影里，这些东西挺少的，可能跟这个民族的文化有关系，崇尚阴柔之气吧，包括我们三四十年代那个电影，我们的男主人公都是奶油小生。但是国外电影男人气那种汉子特别多，顶天立地那种汉子特别多，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影响特别大。”

　　通过译制片形成的流行语更是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如今，四十来岁的人们都能随口来几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列宁在十月》）、“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海岸风雷》）、“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摘苹果的时候》）、“好的，头儿”（《加里森敢死队》）……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和老一代配音艺术家的淡出，像这样把中外文化巧妙糅合在一起的经典对白大约会越来越少了。

　　但只要有这些声音为伴，有这些熟悉的陌生人陪伴，往昔岁月留下来的温暖就一直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