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做报告的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

他说：“费曼，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

（内心独白）罗素(Henry Norris 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

（内心独白）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

“哦，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

（内心独白）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他可是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

维格纳最后说：“哦，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我的脸这时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磕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磕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合作者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他说：“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那些年轻人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那年轻人自己不知道，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论——因此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地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

（内心独白）我生平第一次做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自己双手不住地发抖。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后，开始问问题。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斯坦教授?”“不——”爱因斯坦的声音拉得很长，带着浓重德国口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

爱因斯坦指的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 他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他继续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引力理论。”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我发现那套理论用在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过于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哦？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呢！然而，我的那次报告会却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