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那使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很远大的，便亲自跑到我的家乡，好得到些帮助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但是可以应用预防癫狂病的方法，并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很满意的援助。

　　 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了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